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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运输机运20研制纪实:鲲鹏起兮【连载一】

2017-6-13 19:01| 发布者: cfso5068| 查看: 2328| 评论: 0|原作者: 崔斌峰|来自: 中国航空报

摘要:   总设计师单位由一飞院担纲,唐长红任总设计师。“大运办”:解放军总装备部、国防科工委、空军、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一飞院、西飞均设 “大运办”,各级大运办“一竿子插到底”,保证政令和信息的畅通。
大型运输机运20代号“鲲鹏”。    
  鲲鹏状其势,势若垂天之云;鲲鹏喻其志,志在九天之巅;鲲鹏言其美,大国重器之美;鲲鹏显其威,蓝天王者之威。
  鲲鹏起兮云飞扬。

引子  阎良醉了
  2013年1月26日,农历腊月十五。
  西安市阎良区,晴,最高气温13℃,最低气温-2℃,西风2~3级。
  今天,大运飞机首飞。
  天还没亮,西飞试飞站的同志们就起来了。早餐很简单,每人一个馒头一碗粥一个鸡蛋,还有一小盘咸菜。吃罢早餐,他们匆匆赶往大运的停机坪。
  唐长红一大早就在院子里踱步,一遍遍梳理着首飞前的各种事项,不断问自己:还有什么地方没有做到位?
  高玉伟照顾完孩子,对着梳妆镜打扮起来,她换上了一件红色毛衣,仔细盘好头发,抹上口红,又拿起好久未用的眉笔。一旁的老公揶揄道:“别打扮了,没用,穿上工装就是个中性人。”高玉伟嫣然一笑:“今天是大喜的日子,结婚时没怎么打扮,还不兴人家补上一回啊!”
  李素兰师傅也起得很早,在老公的遗像前烧了三炷香,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喃喃道:“今天首飞,我代你去看看……”
  整个上午试飞站的同志都在忙碌,通电,开车,检查机上设备,擦拭飞机。
  中午,一飞院、西飞、试飞院以及其他单位足有几千人来到机场,在跑道一侧坐定。他们都穿着航空工业深蓝色的工装,远远望去黑压压的,像一片茂密的松林。有的很兴奋,脸上盛开着灿烂的笑容。有的很沉静,静静地等待那个时刻的到来。不同专业、不同岗位上的年轻人难得聚到一起,眉飞色舞地谈论着什么。
  空军试飞团首席试飞组在团长邓友明大校率领下,列队走向停机坪。
  空中飞来两架专机落在了跑道上,那是从北京专程来观摩首飞的首长。
  13时55分,现场气氛一片严肃。
  研制现场总指挥、时任西飞总经理唐军迈着军人步伐走到时任航空工业集团公司副总经理耿汝光面前,报告:“耿汝光同志,申请放飞,请您指示。”
  耿汝光发出指令:“同意大型运输机,按批次试验大纲首飞!”
  13时56分,伴飞的一架歼11飞机起飞。同时,大运开车,巨大的轰鸣声震耳欲聋。
  14时00分,大运滑向起飞线,稍停片刻,开大车,起步,加速,抬前轮,主起落架离地……漂亮!完美起飞。
  随即,飞机做了一个低空盘旋,向人们致意。
  现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欢呼声。
  飞机远去,消失在人们的视线里。指挥席上,老总们全神贯注盯着监控屏幕,直到扩音器里传来邓友明大校的声音:“飞行状况良好,一切正常!”他们的心才稍稍放下。
  14时48分,大运又回到机场上空,这次它来了个低空通场,边通场边摇晃机翼——这是空军礼节。
  人群中再一次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声。人群开始向跑道移动,10米、20米、30米……突破了限制线来到跑道边。
  15时00分,大运稳稳地降落到跑道上,减速,停稳。
  鞭炮齐鸣,现场气氛达到了高潮。
  拥抱、握手、欢呼、献花、击掌、欣喜若狂、喜极而泣。
  娇小的高玉伟雀跃着奔向大运停机位,老公看着妻子的背影,傻傻地笑着。
  李素兰独自坐在那里,两行清泪默默地涌出了眼眶。
  唐长红面对记者的采访,竟一时说不出话来。
  ……
  今晚,注定是一个狂欢之夜。一飞院、西飞,阎良小城所有的航空单位都在开庆祝宴。大街小巷里的大饭店、小酒馆无不张灯结彩,“为庆祝大运首飞,本店八折”,“本店六折”,“本店五折”……阎良人醉了!
  唐长红倒是没喝高,晚上回家躺在床上却怎么也无法入眠,两千个日日夜夜像“过电影”似地浮现在他眼前……
第一章  出征
  研制大运是国家意志,再苦再难,我们也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成功!
  ——大运项目行政总指挥 耿汝光
雨夜赴京
  2007年夏天,唐长红正带领试飞团队在新疆,进行一次重点科目的试飞。
  7月末的一天上午,他接到来自北京的电话,要求他和几位院领导即刻赶赴北京,参加翌日召开的大型运输机研制动员部署会。
  唐长红他们马不停蹄地赶到乌鲁木齐地窝堡机场,坐上了飞往北京的航班。
  还好,正点起飞。
  飞机在平流层之上平稳地飞行着,一座座小山般的云朵从舷窗外闪过,唐长红的心情愈发不平静起来,一股出征的豪情油然而生。他想起中学时学过的两句诗:“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
  唐长红看了一下手表,按照时刻表应该飞抵北京上空了,可为什么没有下降高度?
  “各位旅客,北京地区有强降雨,首都机场无法降落,周边机场也无法降落,本次航班将备降在沈阳桃仙机场。给您带来的不便……”
  好吧,沈阳就沈阳,落了地整辆车连夜赴京,只要别误开会就行。
  飞机抵达沈阳已是傍晚时分。唐长红他们草草扒拉了几口饭,坐上汽车向北京进发。
  车子一出沈阳狂风暴雨就迎面而至。道道闪电划破漆黑的夜空,声声炸雷震耳欲聋,狂风咆哮着卷起一股股雨水砸向车顶、车门,车灯照出去是一片白惨惨的反光,刮雨器的转速已经开到最大,疯狂地摆来摆去……
  “唐总,咱们是不是先到服务区避一避?”司机问。
  “不!就是爬也要爬到北京!”车上的人几乎异口同声地说。
  这是一次雨中行军,车外电闪雷鸣、狂风骤雨,车内心潮澎湃、热血沸腾。
  谁都没有一丝困意,每个人都只想着两个字:北京。
  司机感受到了什么,他拿了一张CD碟片放进播放器。
  低沉而雄浑的旋律,立刻回荡在车厢里:
  “起来,巨大的国家,做决死斗争……让高贵的愤怒,像波浪翻滚,进行人民的战争,神圣的战争!”
  车里人都知道,这是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经典歌曲《神圣战争》。雄浑的旋律与车外电闪雷鸣交相呼应,大家不由自主地跟着唱了起来。
  是的,一场神圣战争即将开始。
  经过一夜雨中行军,他们终于赶到北京。但还是晚了,他们到达会场的时候,会议已经开始一会儿了。
  看到这一行人疲惫地走进会场,坐在主席台中央的军委首长,示意会议先停一下,对唐长红他们说:“你们辛苦了。”“刚才宣布了任命,唐长红你被任命为大运的总设计师。”
  将军走下主席台:“来,我跟设计师合个影。”
  合影完毕,将军面向大家说:“这是我任内争取的最后一个大项目,它像一块石头一直压在我心头,现在好了,终于立项了。我不一定能看到它装备部队,但是,在座的各位一定能看到它飞起来、装备部队。”
  “哗!”一片掌声。
  老首长的一席话,是一位老军人的肺腑之言,同时也反映了全军将士的心声。
  这一天,全军将士盼了几十年,航空人也盼了几十年,
一颗种子,播在了心田
  1980年,中国改革开放的春天,春草吐绿,乍暖还寒。
  这一年发生了一件震动航空界的事件:运10首飞。9月26日,运10在上海大场机场进行了首次试飞,绕场两周后着陆。
  “校园里大路两旁,有一排年轻的白杨,早晨你披着彩霞,傍晚你吻着夕阳……”唐长红当时是西北工业大学的学生,运10首飞的消息让他和同学们无比振奋。
  干中国的大飞机!一个梦想就这样种在了唐长红的心田。
  谁都知道,运10后来下马了。为什么会这样——飞机上天、型号下马?一个国家要搞大飞机,必须同时满足国家战略、工业基础和经济实力三大条件,实事求是地讲,上世纪80年代搞大飞机,我们的综合国力和工业基础还不足以支撑其实际使用和后续发展。运10注定是一次悲壮的探索。
  接下来,航空工业经历了一段令人窒息的萧条期,军品订货锐减,许多单位连工资都发不出来,不少人选择了离开。唐长红没有选择离开,他选择了“充电”——到北航读研究生。他心中的那颗种子等待着发芽。
  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改革开放让中国社会发展进入了快车道,综合国力快速提升,每个人都感受到了生活的变化。
  20XX年X月,20多位院士向中央上书,希望国家研制大型飞机,发展大飞机产业。报刊纷纷发表文章,呼唤中国的大飞机。门户网站开设了“大飞机论坛”,人气指数颇高。大飞机,被寄托了强烈而复杂的民族感情。研制大飞机,是民心所向。
  种子发芽需要一个休眠期,唐长红心中的那颗种子居然等待了二十多年。
  二十多年,也是一代人的时间。女硕士高玉伟生于1983年,相当于唐长红的晚辈,她对大飞机没有特别复杂的情愫,但却一见钟情。
  2007年夏天,她从西工大毕业,和男朋友一起来到阎良一飞院。初到一飞院,高玉伟逢人便说:“我们就是奔着大飞机来的。”
  “我从小就想干大事,干那些全国人民都看得见的事儿。”
  “阎良小吗?我不嫌它小,小地方能干大事。”
  是的,阎良不大,但确实是一个干大事的地方。
  阎良是一座航空城,被誉为“中国的西雅图”。区内有飞行试验研究院、第一飞机设计研究院、西安飞机工业集团公司、飞机强度研究所等大型航空企事业单位。中国的多种军民用飞机都是从这里飞上蓝天的。毫不夸张地说,阎良是中国航空气息最浓烈的地方,这几大家单位都以军号作为作息号令,嘹亮的军号声时刻提醒外来的人们——你到了一个非常之地。
  在大运的故事中,阎良的这航空几大家都是角儿。
  高玉伟来到一飞院,正赶上大运立项,她和男朋友草草结了婚,便投入到昏晨相接的大运攻坚战当中,后来她成了全线闻名的人物。
“压力山大”
  2007年,一个网络新词——“压力山大”迅速流行开来。此时大运线上的人们切实体会到了这个新词,压力山大!
  这年8月,一个由项目主要负责人参加的高层会议,已经开了几天。
服务员小曹为会议服务,当她推开会议室房门为与会者换茶水的时候,只见屋内一片烟雾,浓烈的烟草气息扑面而来,一下子把她呛了个趔趄,“喀、喀、喀”地咳嗽起来。
  “指挥官”们身上的担子太重了,面对前所未有的困难,他们倍感压力山大。
  “我们将要研制的飞机,要从数十吨一下子跨越到200吨级,技术难度不是增加了几倍,而是增加了一个数量级。”
  “航空界有规矩,新机新成品的比例不能超过30%,而大运的新成品超过了90%,这些新品除了原理有所继承外,几乎没有什么继承性,技术风险怎么控制?”
  “我们统计了,大运需要的新材料都是国内空白啊。”
  “大运不同于大客,大客可以搞全球供应链,可以买、可以合作,大运可不行,花多少钱人家也不卖给咱。”
  “研制周期太紧了,美国C-17从方案确定到首飞用了14年,俄罗斯的伊尔-76用了大约11年,欧洲的A400M至今8年过去了还没飞起来,我们要用5年多的时间实现首飞,如何保证‘后墙不倒’这才是最关键的。”
  “还有人才呢,波音、空客设计团队就达三千人,现在一飞院的设计人员千余人,其中缺乏经验的年轻人占到半数以上,而且还要兼顾其他型号。”
  ……
  在大运人面前,横亘着三座大山:
  第一座大山——能力。飞机重量跨越到200吨级,需要研发能力提升一个层次,如何提升?必须攻克“六大大关键技术”“两大难点项目”、400多道技术难关。
  第二座大山——时间。研制周期仅为国外同类飞机的一半,各项工作节点精确到天,每个节点都是“脚打屁股”,任何一个重大节点保不住都可能导致“后墙崩塌”。
  第三座大山——壁垒。在大飞机领域,国际航空强国早就给中国人织好了一张大网,处处封锁,无论是关键技术,还是原材料、制成品,一概对我们说“No”。中国人要想登上顶峰,必须从山脚下一步步爬起。
  “研制大运是国家意志,再苦再难,我们也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成功!”耿汝光一脸严肃地看着大家,“大运项目不仅是对航空工业的一次‘大考’,也是对整个国家工业能力、创新能力的一次‘大考’。我们没有退路,拼了!”
大军团体系
  就这样,面对崔嵬嶙峋的三座大山,航空人开始了一次伟大的出征。
  迎接他们的是一次“大军团作战”,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大军团体系。
  行政总指挥系统:负责项目的组织指挥,计划协调,人员、经费、物资保障等工作。
  总设计师系统:由各级设计师组成的跨建制、跨部门的技术指挥系统。总设计师单位由一飞院担纲,唐长红任总设计师。
  总制造师系统:鉴于大运制造、装配工程量巨大,诸多事项需要总装厂协调,大运项目特别设立了总制造师系统,总制造师单位由西飞担纲,时任西飞总工程师何胜强任总制造师。
  总质量师系统:这是一个跨部门、跨建制的型号质量保证机构,一飞院时任副院长罗延生任总质量师。
研制现场指挥部:相当于“前敌指挥部”,负责研制现场的组织领导工作,按照研制节点,先后分别由总设计师单位(一飞院院长方玉峰、李守泽先后担任)、总制造师单位(西飞总经理唐军、何胜强先后担任)。
  “大运办”:解放军总装备部、国防科工委、空军、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一飞院、西飞均设 “大运办”,各级大运办“一竿子插到底”,保证政令和信息的畅通。
  大运项目工程浩大,过去的“一所一厂”(一个设计所和一个总装厂)模式已不适用,故采取“一院六厂”模式。“一院六厂”是大运项目研制的基干力量。
  除了“一院六厂”, 还有更多、更多的研究所、制造厂、公司、大学,为大运提供机载设备、制成品、原材料、元器件以及技术支持。
  大运的大军团体系呈“金字塔”分布。在这个“金字塔”上,第一层次是“一院六厂”相当于总承包商;第二层次,也就是分系统/部件转包商,计有200家左右;第三层次,即零部件/原材料供应商,数量极为庞大,居然达到上千家。
  都说大运哪儿都大,飞机体量大,工程规模大,覆盖范围大,技术难度大,技术跨度大……就连开会的规模也特别大,别的型号二十个人的会,大运得上百人,开饭的时候,盛米饭的盆子也比别人大几号。
  这上千家单位、几十万人,组成了一个庞大的交响乐团,都要跟着“两总”系统的指挥棒演奏各自的乐段,蔚为壮观!
只能靠自己
  就在大运队伍出征的同时,中国另一支队伍也进行了一次远征。
  2007年8月,上海合作组织“和平使命—2007”联合反恐演习,在俄罗斯车里雅宾斯克进入实兵合练阶段,中国出动了1600名士兵和8架“飞豹”战机参加军演,同时还出动了几架伊尔-76运输机保障部队机动。演习取得圆满成功,我军的表现可圈可点。但也暴露出了一个重大缺陷——我军远程投送能力太弱!1600人、8架战机,仅相当于一个团的兵力!
  而当时美国、俄罗斯的空中战略投送能力又怎样呢?美军拥有战略运输机499架,每天8000万吨公里的运输能力,俄军战略运输机369架,他们都能够在一个波次内将几个重装旅投送到5000千米之外。
  古人说“兵贵神速”,许多军事家都将速度看作决定战争成败的第一要素。当今时代,大型运输机是保证军队远程机动、快速机动的根本所在。而我军由于缺乏大型运输机,远程机动能力受到极大限制。
  在信息时代,空中预警机、空中加油机、大型电子战飞机被称作“军事力量的倍增器”,属于“关键的少数”,这些关键装备都是由大型运输机改装而来的。日本有100架P-3C大型反潜巡逻机,而我们只能停留在个位数上……捉襟见肘,大飞机受制于人,无异于给自己套上了一个战略枷锁。
  “大运”这块短板,让我们在“大军”建设上处在了非常被动的境地!
  为了加快项目进度,工程伊始决策者们确实想到过“走捷径”,也就是对乌合作。
  前苏联的大飞机研制水平曾经执业界之牛耳,它有许多著名大飞机设计局,图波列夫、安东诺夫、伊留申等等,后来苏联解体了,安东诺夫设计局归乌克兰所有,其他的被俄罗斯继承。安东诺夫设计局大名鼎鼎,迄今世界上最大的运输机安-225就是出自他们之手,苏联解体后,安-70大型运输机依然在他们手中发展。
  为寻求合作,耿汝光率领一个代表团访问了乌克兰安东诺夫设计局。
  当对方了解到我们的项目发展目标后,感到整个项目无疑是天方夜谭,并打了一个十分粗俗的比喻:“生孩子需要十个月的时间,你就是一下子娶十个老婆,也不可能在一个月内给你生出一个孩子来。”
  耿汝光当即回应:“火车已经开动,我们只考虑从哪站上车、哪站下车,从来没考虑过这辆火车如何停下来。”
  在接下来的谈判中,对方以“没我你就干不成”的态度,提出了一揽子苛刻条件,耿汝光他们断然拒绝了。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
  干中国的大飞机,只能靠我们自己。(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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